死是容易的（1）―― 一部很好的小说
死是容易的（1） ――作者:阮海彪八岁那年，我已经想到过死。
那时候，不知道剧烈的关节痛是出血的缘故。每次发作，母亲总说我不听话，又在哪里碰伤了。当时，医院对这病也还缺乏了解。每次急诊，医生总让我摄片。x光室在住院部，要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。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，树影婆娑。阴森森的。我匐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，听母亲一路的抱怨，心里又恨又愧。母亲心疼化钞票，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。这钱化得冤枉，正象我的病，也是冤枉的。我想，我是不应该生病的，正象这关节痛不应该摄片一样。我怀疑，摄片是医院设下的赚人钞票的圈套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心里老是不高兴。
胳膊裹上绷带，端只小竹椅，坐在家门口晒太阳。母亲不许我去马路上“野”。我应该听话了，母亲为我又用去了许多钞票；再说，敷着药料的关节还在隐隐作痛，万一被那班野蛮小鬼碰了，又要痛得夜里睡不好觉。
冬天的太阳真暖。真温存。它伏在人身上让人懒洋洋的，想睡觉。
那时候，母亲总怀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风湿病。晒太阳，可以治风湿病，大约是听她的阿奶说的。她几乎下定决心要用太阳光来治愈我的关节痛。这不需要钞票，决心下得起。于是，每次发病后，我总要接受日光治疗――近年。随着西方文化的渐染，连小学生都知道“日光浴”可以健身。可是，在二十多年前，从我一宇不识的母亲嘴里道出“日光疗法”，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。
我眼怔怔看着我的小朋友们在我家门口那条还算开阔的蛋格路上“斗鸡”，在“九间楼”前那片空旷的泥地里打弹子。他们叫喊，我也在心里喊叫几声，见他们因作弊而争吵，就暗暗评判一番。有时，我也跟着他们笑，忘却了自己，忘却了自己的病。不过，我不敢大声笑。大声笑，要牵痛肿胀的关节的。
太阳真好，真暖，象一床新的棉花胎。我迷迷糊糊，把头搭在竹椅的靠背上睡熟了。蒙胧中，我被两个人的问答声吵醒了。一个拎马桶的过路女人在同坐在我身边那只大竹椅上的老婆婆。老婆婆住在对面九间楼第五幢底层的最尽头。她的家，我只去过一次。那次，我突发奇想，想搀她过马路。过了马路，她说她亲戚送给她许多大苹果，每次出门衣兜里只能带一个，到家里正可以多拿几个。跨过一道又一道门坎，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，绕过水斗、井台，最后才是一个小小的天井，被周围的高房子箍着。晒不进一丝阳光。就这么一次，我再也不愿去了，哪怕他把我所有的口袋都装满最好吃的东西。那天井冷，从墙隙和石板缝里爬出一片惨白凄绿的阴冷。她的家更冷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。因此，她就在我家门口，放了一把带靠背的竹椅。起先，那把竹椅是固定在隔壁于家的夹弄里的，后来因为于家的儿子――和我同岁的阿文爱哭，才转移了。红中透亮的竹椅象征着丰富多彩的零食：干的、湿的、长的、扁的、高级的、大路货的……她那身层层叠叠的袍裙简直象只魔袋：手往里一伸。便会出现令人馋涎的东西。竹椅放在谁家门口，谁家的孩子就不用去隔壁的南货店了。竹椅从于家夹弄移到我家门前的初期，阿文是很不高兴的。他对老婆婆吐唾沫，有时还无缘无故骂我一句，然后迅速逃跑。他知造，我追不上他。老婆婆在骂过几次、跺了几次拐杖以后，就宽恕了他。见他哭停，从家门出来，便远远向他招手，接着手往袍裙里伸一伸，然后握成拳头伸向他。缀满老人斑的手背慢慢向下转，猛地五指一摊，白精精的手心里准是一样好吃的东西。阿文从不会客气，总是拿起就吃，不象我和妹妹。母亲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就要我们在吃人家东西的时候道声“谢谢”，否则，宁可不吃。我们这种条件反射式的礼貌，博得了老婆婆的心欢。也许这才是她把竹椅移到我家门口的原因。
我觉得，我胜过阿文的地方还有许多。他嘴馋，嘴“刁”，要吃好东西。可是我尽管也馋。但不“刁”，只要是解馋的东西。马马虎虎都能吃。母亲从不买零食给我吃。买零食的钱。都给我看病用完了（连同妹妹的那一份）。阿文不管，不好吃的东西，张口便吐。有一天，老婆婆给阿文吃一颗橄榄，他接过往嘴里一塞，使劲嚼了起来。
忽然，他眉眼乱挤“呸”地吐了，还拼命咳。把残留在咽喉、舌面上的唾沫，统统吐在老婆婆的脚下。这时，老婆婆的那根乌光发亮的竹节拐杖举起来了。那根拐杖，老婆婆使用十多年了，通体发红发亮，握手的地方，恰是竹根。竹根被老婆婆的掌心磨成了一个囟门凸出的老寿星星。阿文没料到老婆婆会打他，没有逃。“笃”，恰是那个“老寿星”击在阿文的脑门上。“坏蛋！”老婆婆用绍兴官话狠狠骂了一句。阿文愣了愣，用手捂住脑门，也恶狠狠回了句。“死老太婆！”
便迅速向家里奔去。我看见，阿文在逃窜时白了我一眼。这次，他没有哭，我感到奇怪。我知道阿文白我眼睛的原因，那橄榄我也吃了，可是，我没有吐！现在想来，阿文脑门上的那一下，换得有些冤枉。
因为，那橄榄的味道确实不那么好尝。甜，是一种腐败的甜，苦，是一种变了质的苦，酸――我说不清楚。我所以没有吐，是因为我还指望以后能吃到好一点的拷扁橄榄。
老婆婆所以喜欢我，还可能是由于我的病。据说年轻时，她当过耶稣会的护士。在腿脚灵便的时候，大南门的清沁堂，她一星期要去好几次。到我八岁，她的腿已经不灵便了，偶尔，她还要请人扶着去。
她有―个女儿，未曾嫁人，是退休的小学教师，脾气古怪，母女俩的感情不融洽。每次去清沁堂，她总由远房侄子陪。她有许多远房侄子。
“文化革命”开始后，清沁堂，她去不成了。不多久，她也死了。
我记得老婆婆会唱很多的歌，哼哼哈哈的，歌词听不清，调头好象变化不多。最近这两年，我在家门口常能看见一个老头，神态自如，红光满面，疾步如飞，大声地如入无人之境地反反复复地唱一句歌。
外甥女说那人是精神病，母亲也这么说。我却以为并不尽然。仔细听，那一句的歌调，我似乎熟悉。一年前，因为病得寂寞、无聊和不耐烦，我拐着腿去重新开放的清沁堂。走进那幢红墙、尖顶、大铁门、嵌有红绿窗玻璃的大房子，扑面就是一片炽热、嘹亮、忘我的歌声。是它。
刹那间，我被感动了。我想起了已别我二十多年的慈婆婆和她唱歌时的那副庄严的神态。我轻声向身旁一位留着长发的男青年询问：“这是什么歌？”男青年正忘情地唱着。他没有因为我的打搅而起愠，友善地微笑着告诉我：“赞美诗。”我记住了。后来，我在清沁堂的办公室里买了一本。绵薄的黄纸上，铅印着一首首诗，没有乐谱。我学不会。就随便丢了。后来，我没有常去清沁堂。我那日趋僵直的关节，并未因去而见好转。据说耶稣象观世音一样大慈大悲，他不肯赐福的人，皆因那人品质有问题。我何必再到教堂里去怀疑自已有罪呢？
“老公公呢？”那天，瞌睡中，我听见一个拎马桶的女人问老婆婆。我至今记得老公公的长相。我微睁开眼，见老婆婆随随便便地指指天空。湛蓝的苍穹，有几朵悠闲的白云在飘逸。老婆婆见她不解，又悄悄地带着一丝神秘地说：“放松去了……”放松、放松是什么意思？等那人走后，我问老婆婆。她的嘴一瘪，用那多皱纹的老脸凑向我，看了我好久好久，才颤颤地说：“做人苦啊……”
做人苦，苦似乎还有尽头，那就是“放松”。当即，我下意识地抚一抚还在隐隐作痛的胳膊，忽然感到了一种朦朦胧胧的轻松感，并且莫名其妙地轻松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解放前，我家这排房子被认为是风水宝地。房子对面，是赫赫有名的徐光启的故居。原先有九幢。俗称九间楼，现在只有七幢了。二楼间，有一排飞檐。据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。一九八三年，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，电视台、报社、博物馆一批批的派人来。“他们在九间楼前的空地上竖一块石头。竖石头的那天，副市长也来了。轿车把整条马路都塞满了、在没有竖石头前，九间楼实在没什么惊人之处。唯一留存下来的那扇雕花木窗，一九五八年房屋大修时被拆除了。
楼内的格局，更是七零八落，连接九幢房的长廊，不知在哪年哪月被哪些人―一隔断了。竖了石头以后，它也依然故我。我家这一排属于高平房，都是店面。从西数过去：馄饨店、杂货店、南货店、棉花店、箍桶店、剃头店、洗衣作坊……公私合营前后，这些店面差不多时间都关了门，只剩下隔壁的南货店。于家伯伯过去是南货店的老板，现在是店里的职工。邻居们喊他：“于先生”，而我喊他“于家伯伯”。他是阿文的爸爸。
一天，又一次发作，是左肩关节。那痛，象关节腔里插了把利刃――不，不象利刃。刀子的味道，我尝过――象被人狠命塞进一团回丝，胀痛，一跳一跳的，不能平躺，不躺又困得要死，因此只能穿件薄薄的衬衫忽而躺下，忽而坐起，一分钟更换一个姿势。腊月里的天气，难忍啊。拉线开关的胶木“的子”被我咬碎了，长长的拉线，被我一节一节咬断了。如果可以放声大哭，我哭哑嗓子在所不惜，可是，辛劳了一天的母亲正在我脚后跟熟睡。我努力躺下，试着熬那难熬的疼痛。我编织故事，让依稀记得的童话里的人物纷纷登台。他们来了，不忍心看我痛苦，露了露脸，即纷纷逃走。我又坐了起来。木床吱吱作响。微微摇晃。母亲仰起头，睁着惺松的眼，疲乏地问：“要不，去看一次？”我低垂着头――痛的时候，唯有把头颅深深埋在胸前，才好过些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怀着一种负罪感。为什么在我深深垂下头颅的那一刻，疼痛才减轻些呢？我摇摇头，精力被巨痛消耗完了，说话已成为额外的负担。灯又灭了。我努力不使自己晃动。夜又归于宁静。可是，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，我忽然想到有钱的好处。
如果，此刻。我有一百元钱（多么大的一笔数字），我就去喊一辆轿车，让母亲和我，坐上轿车，直奔医院；如果有一千元钱（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文数字），我就去住医院，请一位看护，母亲乐意，就让她每星期来看我一次好了……是啊，钱，等我长大了，第一件事，就去赚钱，赚遍世界上的钱，包下整座医院。让所有象我一样的人，都能住进医院……可是，现在母亲的钱，已经用得差不多了。一个月两三次去医院，再多的钱也要用完的。医院的路，看来行不通，我应该走另一条路。“放松”，倒是条捷径。我轻轻推开被子，轻轻坐到床沿。
床边那只没有抽屉的抽屉洞里，是母亲放药的地方。母亲每夜要吞安眠药。我从抽屉洞里，抓出一把纸药袋。哪一袋是我需要的呢？我为难。万一吞下的是维生素什么的呢？我去摸开关的拉线，拉线被我咬得很短了。“啪”，灯亮了，母亲也醒了。看着母亲奇异、惊慌、甚至略带埋怨的目光，我心里慌张，差点向她坦白我的秘密。于是我哭了，微微颤抖。
“唉，熬不过了！”母亲叹息着。起身穿衣。我瞄了桌上的闹钟一眼，指针正指向三点。照例，我又推辞了一番，不愿去。母亲不与我罗嗦，替我穿起了衣服。住在阁楼上的大姐和哥哥被叫醒了。大姐拉开了门，门外寒风呼啸。她去敲隔壁于家的门。约过了半小时，大姐回来了，手里拿着黄鱼车的钥匙。奇怪，我不觉得痛了。钥匙似乎能止痛，我等了一夜，似乎等的就是它。
推开门，胖墩墩的于家伯伯披件棉袄，正在调车头。那车，是南货店里的。他边将车尾靠向我们，边嘀咕着：“作孽啊，小小年纪…
…“一副菩萨相。他伸出肥厚的手，托住我的右胳肢，把我轻轻托上车。他为我拉拉帽子，让海夫绒的那一面裹住我的脸颊。隐约的星光下，我见他怔怔地看着我。大姐骑上车母亲和哥哥用他们的躯体围住我。我们向漆黑的、寒风猖獗的街的尽头驰去。车过了五六米，我回过头：在我家门口，在那排不太高的平房下，有个臃臃的身影默默地位立着。
我仿佛预感到了什么。于家伯伯那套动作里缺少了某些东西。往常，他拉来车，扶我上车，总要送我去医院，被我母亲婉言谢绝后，他准会问：“钞票够吗？多带些，方便……”要强的母亲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会向他借一些。但是，到了发工资，哪怕再晚，也要敲开他家的门，把钱还给他。老辈的人，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，尤其象他们这些从小本经营中熬出来的人。
于家伯伯年轻的时候，据说十分巴结。他先是在十六铺那家大南货店学生意，后来，赚了钱，选了这间朝南的店面，开了爿两开间的南货店。正当他生意做得火红，解放了。大合作那年，他店里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公方经理。那经理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。于家伯伯把阿胡子当大领导。要不是那个爱哭的阿文，于家伯伯和阿胡子定会非常融洽地一直相处下去。
阿文似乎不会用语言、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、主张和要求。八九岁的男孩，一大哭三六九，小哭天天有，边哭，边跺地板。他的哭，还不易被制住。有一次，他竟断断续续哭了六小时。阿胡子的涵养应该说是极深厚的，他竟然能够在这往往是突发的惊心动魄的哭闹声中做到银货两讫，一丝不差，只有当自己心情欠佳时，才会略皱眉头，轻声地问：“老于，阿文今天怎么啦？”“嘿嘿，设事，没事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他，他就喜欢作爹作娘……”于家伯伯赔上笑脸，略带歉意地向阿胡子解释。阿胡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。于是，于家伯伯笑笑，转身向店堂后走去。一阵闷雷似的楼板滚动声后，阿文呼救命似地喊了起来。我知道，于家伯伯是从来不打小孩的。母亲打我打狠了，我总会想起他。那些年，我是多么羡慕阿文啊。不一会，阿文的哭停了，又过一会，于家伯伯胖胖的脸上挂着微笑，从后面走出。再过一会，眼睛红肿、脸上皱出“萝卜丝‘的阿文也抽抽嗒嗒地从夹弄里出来，手里拿着张一元或五元的钞票，兜到店堂前，在阿胡子手里买包蜜饯、咸橄榄、山楂片什么的……这时，于家伯伯总要用眼梢梢偷偷地瞄一眼阿胡子的脸色。
那天去医院；滴注了一整天的补液，打了针阿托品，到次日晚上我们才回家。大姐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，父亲多年不用的“老坦克”，链条早没有了。它不能骑，但推人还是很有用的。母亲跟在我们后面。我们慢慢地在浓浓的夜色里行进。经过一整天的折腾，我疲乏得很。我用右手抱住车座垫。合上了涩重的眼皮。车胎是破的，凸出的部分滚在平滑的柏油马路上，很有节奏地发出格楞格楞的声响。
那声响，很耐听，象摇篮曲。柏油路走尽了，破裂的车胎开始在蛋格路上跳跃。肩膀感到了一阵阵的牵痛，“我努力克制，离家不远了。
隐隐约约，我听见母亲惊异的声音：“咦，门口怎么这么多人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那年月，每个人的神经都格外脆弱，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家庭。几乎象一只已有裂缝的玻璃杯。我忙睁开眼。我家门口围着十几个人。那时约八点，一个寒冷的冬夜。
大姐和母亲加快了步伐。大姐紧张得龙头也把不稳了。人群围着一辆由自行车改装的、旁边有个船型拖斗的收尸车。黑白相嵌的收尸车，车身上新刷的红漆宇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，在惨淡的星光下显得格外的触目。我的汗毛耸起了，背脊上冒出了汗。母亲抛下我们，慌慌张张独自奔去……大姐抖索着不敢把车子推向家门。一阵骤起的令人心碎的哭声从于家那条狭狭的夹弄传出，在冷冽的夜空中扩散，震荡。哭声拥着一个担架。我呆住了。
“砰！”一个瓷器的东西摔在石阶上，碎了。那车，在蛋格路上挣扎。船型的拖斗，随着车的颠簸发出了嗝吱嗝吱的声响。
于家伯伯是用他自已那根使用了几十年的裤带“放松”的。据说他屡次给阿文大票面的钞票，有人向上反映了，中心店那帮造反夺权的青年艺徒便例行公事地将他叫去查问，他便因此自戕。我却觉得，他是受不了阿文的哭，还有阿胡子的铁青的脸色，才死的。
于家伯伯死，我没有流泪，只是全身心沉浸在一种若即若离的、空旷而又深邃的境界里。这个境界一直深藏在我的心里，并时常地出现。 :o :P :( :mad: :( :( :o :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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