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是容易的（2）―― 一部很好的小说
死是容易的（2） ――作者:阮海彪于家伯伯以前常常对我母亲说：“弟弟乖。”弟弟，是家里人对我的呢称。从我懂事起，人们就这么喊了，以后从家里流传到社会。
直到现在，我的上唇长满了又粗又硬的胡茬，比我年轻的老邻居还在喊我“弟弟”。我家隔壁有位邻居。当他还在孩提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叫他“雄狼”，据说，他吮奶的劲道特别有力。他母亲预见他是个好劳力，非常喜爱他，“雄狼雄狼”地喊，夹着赞赏的意思。后来，“雄狼”长大了，到了上海，那昵称也被带到了上海。他讨老婆，老婆也跟着叫“雄狼”。“雄狼，吃饭了！”“雄狼，拎水去。”“嗯。”
他轻轻应了声，倒象兔子叫，按照爱人的吩咐去吃饭，去给水站拎水。
那时。我刚懂事，听人家“雄狼，雄狼”地叫，真担心这个头发留得很长，乘凉的时候总是默默抽着勇士牌香烟的男人，会突然跳起来，给那些出言不逊的人一顿巴掌。然而，不用我担心，“雄狼”的狼性似乎早已退化了。他见人家喊，不是默默地朝人家点点头，就是向人递上一支勇士烟，然后轻声轻气地和人家拉家常。“雄狼”，是他的昵称，但这种昵称，我不喜欢。听于家伯伯说我乖，母亲总是答以一笑，无可奈何而又欣然。虽然在别人面前能够如此平静，可在人后，在不顺心的时候，她便用手指狠戳我的额角骂我“讨债鬼”。母亲不顺心的日子是很多的。
母亲骂我“讨债鬼”，其实有点不切实际。除了必不可省的医药费，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：从一岁到我十八岁工作，我向她讨过的零化钱，不足人民币贰元钱。贰元钱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‘哪里算钞票，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，拿出多二十倍、二百倍、二千倍的数目。
因为我知道钞票在看病时的重要性，因此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，总准备着哪一天要去住医院，要化大笔的钱……这几乎成为一种病态心理。
我明明知道，那种担忧是多余的，但是，我还是这么想。那镂心刻骨的疼痛，我实在不敢再领教了。一钞票可以止痛，这恐怕又是不易被人所理解的，正象我的某些生活习惯不易被我的朋友理解一样。
我和一个朋友一块出去。我的皮鞋带断了两次。鞋带断了，即使涨红脸，我也要弯下腰去打结。膝关节肿着，不能弯，给已经很短的鞋带打结，确实有点麻烦。第三次，鞋带又松了，我刚要弯下腰，朋友有意见了。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唉，你这个人啊，也真是的。”
我见他突然变色，好久不能理解。“扔了，扔了，去买一副！”“去买……哪里买？”我说，好一象这老西门是荒山野地。旋即我忙补充说，鞋带结上，还可以用一段时间，长裤脚管一遮，别人也看不出…
…朋友愤愤然撇开还在饶舌的我，“径直朝马路对面的烟杂店走去。”
一副皮鞋带！“他对营业员说。我要付这四分钱。他不依。我所以不舍那根断鞋带，并非是缺四分钱。我想解释，却麻利地掏出一张崭新的拾元钞票，朝营业员扔去。挺刮的人民币，在姑娘面前划了条抛物线，掉在柜台底下。姑娘吃了一惊，眯眼也瞪大了。直愣愣地看着我。
是啊，我本不应用这么大的力气啊。“买，买两块中冰砖。”看她好不容易忍住了笑，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在换鞋带时，我又犹豫了。
旧鞋带怎样处理？扔了好还是收起来？最后，我还是把旧鞋带藏进了口袋。挺起身的时候，我说：“那鞋带结棍！”结棍？鞋带？好在朋友没留意。
不过即使在意，也只能由他了。总不见得告诉他，那年，我皮下出血，屁股肿得象只钢精锅，母亲在付药费的时候。偏偏少了两块半冰砖的钱，她换了两部电车回家拿钞票，让我趴在走廊那只长凳上，惹得被一个外地小姑娘摸我的屁股。那抚摸，轻轻的。我以为是母亲，一侧脸却见是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姑娘，很秀气。她见我醒了，高兴地喊了声“大”。那时，我十二岁，朦朦胧胧已知道了些男女之间的避讳。我忘了痛，只感到难为情。转过身去检查自已的服饰。不知怎样，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――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这么些意思，在一个外地小姑娘的面前。汗衫，还是九岁那年买的蓝色小翻领，经多次洗晒，弄得“网眼”点点；吊在身上，一动就会露出肋骨以下的那段白肉以及肚脐眼。裤子是哥哥肥大的平脚裤。那天，臀部的血肿肿得突然，痛得厉害。母亲中午回家，饭也没有吃，就匆匆让我换上哥哥的平脚裤，又匆匆把我背到了医院。那小姑娘，大概是以为我昏过去了，要不，就是对我屁股上那凸出的圆包感到兴趣。她带着苦涩的表情看着我，而我只顾自己不断去扯那肥大的裤腿，扯了这头，又露出了那头，总怕她看见什么……我在心里骂母亲，怪母亲，怨母亲，盼母亲。这时我真正觉得我的病是厉害的；是不简单的，是要性命的，同时，更觉得一元钱是神圣的，不可或缺的。要不是当着一个小姑娘。
我真要号啕大哭一场，哭我这条命――象结了又结的旧鞋带一样的疙里疙瘩的生命！
对小姑娘。我自幼很张惶，尤其对那些出生在有钞票人家、长得漂漂亮亮的白皮肤小姑娘，因为，我从学会走路开始，一到夏天便赤膊。身上只有以肚脐眼为中心的一段地方是白的。所以我很怕见白皮肤的小姑娘。
那时候，我趿着自制的厚厚的木拖鞋，在蛋格路上满街地跑。木拖板敲击蛋格路的声音真清脆、真响亮。如有可能，我真想再次领略那声响。一双木拖板的声响如此悦耳，当一支浑身晒得乌黑、趿着木拖板的队伍，向一个“目标”冲击的时候，那种整齐清脆的声响，简直美极了。而那时，这种“目标”又这样多：某某被批斗了；某某父子打架了；某某的自行车胎被放掉了气；某某脚踏西瓜皮仰天滑了一交……
我喜欢穿木拖板在水里荡来荡去。附近的黄家路一带，地势低，每次下雷雨，就涨成小河。有脚盆的人家，把脚盆放在水面上。那种腰子形的脚盆，象舢板可以坐两个人。我家没有腰子形脚盆，只有一只小脚桶，面盆般大。因此，我还是喜欢穿着木拖板在水里荡来荡去。
母亲回家，我的木拖板早就干了。
我出去玩，从来不穿跑鞋。跑鞋只有在去学校时才能穿，再说，多穿了，脚上有股气味。现在，我有点敬佩当时的自已。我竟然穿着木拖板去旱桥看火车，去外白渡桥看轮船。我们还计划游遍上海的山、河、岛。山，就是佘出；岛，复兴岛；河是苏州河，我早去过了；我还想去看龙华的塔。踢踢踏踏，三两同好，结伴而行，口干了，就寻自来水，见水龙头旁没有人，就把木施板握在手里，嘴巴咬住龙头，让自来水朝喉咙哗哗地流。要是突然来了人，转个身没命地逃。那时，身体略有好转，就忘了痛痒，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病。老是记住病，怎么活下去啊。
现在，我的右膝关节、左踝关节屡次出血，关节腔粘连，趋于僵直。每当由于关节不能如意伸屈、上下楼极为困难而变得心烦意躁时，每当下肢关节急性发作，而又不得不外出的时候，我总会忆及儿童时代的那一幕幕。每当四肢健全的路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眼神时，我就在心里耐心说服自己――甚至还想不服气地向人们解释：在十二岁前的多数时间里，我是能够疾步如飞的，尽管我的左小腿差点被锯掉。
我的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差点被锯掉，是由于木拖板的缘故。那天，我和我童年时代的“启蒙老师”、年长我八岁的光耀去龙华看飞机。在斜土路那家门口堆满锈钢筋的工厂前面，我木拖板上的帆布带断了。“启蒙老师”提议返回“大本营”，而我执意要前进。我对他是无限崇敬的，我想，不能因为我而坏了他的兴致。光着脚没走几步，我的大脚趾不留神踢在一块锈迹斑斑的钢板上。血，鲜红的血顷刻从裂开的口子里泉水似地涌出。我吓得心怦怦乱跳，手脚也冷了。我见不得血，它包孕着无穷的灾难、责骂、疼痛、贫困……飞机是看不成了，而我却需要立即有架飞机把我接回去。光耀慌了。关于我的种种，他太熟悉了。平时，他叫我“赵子龙”。在幼年，他就能背诵《古文观止》，四年级，他把《三国演义》看了五遍。他非但知道刘备的母亲姓甚名谁，而且还知道赵子龙是由于一根绣花针戳破皮肤流血不止而死的。光耀平时天文地理，口若悬河；锦囊妙计，层出不穷，这次却束手无策。他一个劲埋怨我，并指着明晃晃的太阳发誓，以后再也不带我出门。我愧疚得只差跪下。我是向来崇拜他的，现在，他不要我崇拜了。乐极生悲。我忘却了万事不可过分高兴的道理。人一高兴就会有痛苦（我至今仍这样想。因此，人们不常看见我的笑容）。为了赎罪，我随手从地上抓起把灰土。咬紧牙关，往伤员按。伤口火辣辣地痛。而我想，现在重要的不是痛不痛，而是怎样不使“启蒙老师”
失望。喷泉似的血，被堵住了。我踮着脚，一个俘虏似地跟着“启蒙老师”慢慢地往回走。
回家，我找了块破布，用棉纱线狠狠地把脚趾扎紧。我不敢让母亲知道，不过我很快就后悔了。
我的左小腿犹如绑猪猡似地被绑了三个月，吊了三个月，管辖左脚板提伸的神经和肌肉被吊死了。
为什么要绑、要吊呢？恼火的时候，我总想。小腿开了刀，血往雪白的绷带外渗。绷带有多厚，它就渗透多厚。医生和母亲在病房外进行了会诊。于是，采用了这种据说战时最有用的止血法。平心静气地说，也只有这种方法对我是适应的。因为我没钱。
左小腿留下了三块伤疤。不久，这三块疤痕又被我戳得鲜血淋淋、说来有点后怕，我竟敢和“两角三”拼打。“两角三”住在“九间楼”
隔壁弄堂里。他本名叫梁国良，为什么要在他的名字上添一分，肯定有出典，我说不上。挺括的高鼻子，双眼皮下陈志伟这段话中的现实二字换成自我，便是超越自我的含义。我理解：把握现实与自我，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，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。
于是有一种具有更博大的胸怀、更深刻的智慧、更广泛的爱心的人类，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美妙的运动，如同跳着永恒的舞蹈。
这样的舞蹈多么难跳。难到常让我们丧失信心。不过，他妈的我们既然活着！
从人的困境出发建立观念，观念是活的，一旦不合人的需要，改革起来也容易。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构造人性，人性就慢慢死掉。死掉人性的人去改革，常常是再把活着的人性屠杀一回，立起一个更坚固的国人的观念。
对特异功能一事不信、不听、不看，只因它不符合已有的一种主义。已有的这种主义也是一种文化，然而只从这种文化出发的人却变成文化盲。
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没弄懂这种主义。也可能是这种主义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：生命之树常绿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。
我们平时不再“之乎者也”地说了，可小说上出现了“之乎者也”
却不妨碍这可以是一篇好小说。同样，我们学一点外国的说话又怎么不行呢？事实上，现在的中国人就比过去多了幽默感，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翻译语言未必设起大作用。语言习惯的不同，不单是单词排列得有异，更多的可能是思维方式的差别。中国的思维方式太有必要杂交一下，不必把国语的贞操看得太重。
中国人踢足球、打篮球，除去身体素质、技术水平还低之外，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心理负担太重。说是“为祖国争光”一条口号压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，乌黑的卷发，大暑天，一身白里透红的皮肤，块块肌肉，轮廓分明。附近的大姑娘，都喜欢偷偷觑上他一眼。说实话，那时我把他当作一个最标致的男子汉。“两角三”喜欢惹事生非，比如把一双油腻腻的手往人家晒着的新棉花胎上擦。又比如，故意将裹上糖纸的粉笔头扔在马路中央最醒目的地方，等过路人去拾，等着得意地哈哈大笑――有时，站在自家门口的我，也会跟着乐上一会。那天，“两角三”用一张印有米老鼠的很精美的玻璃纸，包上一段粉笔，扔在马路中央。一个器宇轩昂的中年男人走来，他几乎没朝它看一眼，匆匆走了。不久，一个时髦的姑娘路过，似乎看了它一眼，然而看见“九间楼”台阶上有一群捣蛋鬼后，使低头而去。过一会，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子特意从南货店前走过来，用拐杖拨了拨“奶糖”，又颤巍巍地走了。“两角三”们发出了可惜的“嘘”声。我失却了耐心，转身进屋去了。隔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一阵热烈的笑声，便笑着兴冲冲地跨出门坎。我看见一个扛着一大捆稻柴的妇人费力地把肩上的稻柴放到地上，弯下腰吃力地去拾那颗“奶糖”。几乎同时我认出，那正是我。母亲！霎时，我浑身燥痒，忙扭转头去。顷刻。我感到了奇耻大辱。我暗暗发誓：永远不吃糖！从此以后，我开始对世界上所有的恶作剧深恶痛绝。
次日，“两角三”来我家，我装着专心看连环画。不理他。我的态度惹得他动手要抢连环画。我破口大骂：“杀坯。”他愣了愣，大约在想：这病小子还敢骂人。于是他笑了，笑得很平静，很残忍，很开心。笑着，他轻轻地问：“你父亲呢？”呼地，热血涌上了我的脸。
霎时，我象一只小狼，狠狠向他扑去。他得意洋洋，伸出那健美的、栗子肉鼓起的胳膊毫不费劲地抓住我的双手，不让我近身。气得我大哭大叫，更猛烈地进攻。他火了，用当时流行的“划勾子”要把我摔倒。是他的技巧没有到家还是我急中生智的躲避，我说不清，反正我没有被他摔倒。他的木拖板恰恰踢在我那块还没有长好的伤疤。我发出了尖锐的惨叫。邻居们被惊动了，赶来将他劝走。他走了，我感到异常委屈，想哭，又不愿哭。我努力控制自己，以致全身憋出了一阵阵汗。汗水把背心浸湿了。突然。一股恶意涌上了我的心。我看看小腿上那块嫩红的疤一它被木拖板卷起了一块皮，便在屋里四下搜索。
目光溜到墙角落那只放工具的木箱上，我过去拿到了一把布满铁锈的特大号“扳头”，对准自己小腿上的三块刀痕狠狠砸去……我后悔，在那一刹那我不该犹豫。要我砸第二次，我实在没有勇气了。嫩红的疤，渐渐变青了，殷红的血，从那个被“扳头”砸成的凹处慢慢地渗出――它不象往常一样喷泉似的涌，而是慢慢地渗着。我感到扫兴，同时、我又似乎颇高兴。说不定，我的病已经痊愈了。你看，它只是在慢慢地渗。我把腿搁在方凳上，等候着母亲，让母亲陪我去找“两角三”算帐。我不该把争执扭打的事由全盘向母亲托出。母亲默默听着，憔悴的脸上显得异常平静。她一声没吭，没有大骂那个该死的“两角三”，也没有责怪自已的儿子。她拿来一条浆洗过多次，已经变成暗黄色的绷带，把我那条渐渐变沉、变重的小腿紧紧裹上。就在她给绷带打结的那一刻，我看见有一滴泪水，掉在那暗黄的绷带上，但立即被绷带吸干了……
因此，当“两角三”的父亲――那个红鼻子、罗圈腿的绍兴老头被当作特务揪出来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欣喜若狂。只要母亲稍不留意，我就窜到斜对面，去看那个绍兴老头读别人写他的大字报。那大字报听说是他家隔壁的凌家小子写的。因为用水，两家多年不和。凌家那小子，有点肚才，他写的大字报，既有生活情趣，又有革命激情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么一句：“他叫他的儿子，骑马琅琅……”那绍兴老头把老花眼镜戴在鼻尖上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几乎把整个面孔贴上那散发着墨汁臭的大字报上，用极浓的绍兴口音念了起来：“其哦其昵子，骑马琅琅……”尤其那声“骑马琅琅”，被他念得格外的响，格外的长和格外的“琅”……于是，围观的人群迸发出欢快的笑声。我挤在大人们的大腿缝里，也拼命地笑――只是，我不太明自为什么要笑――以后几天，我总在搜索“两角三”的影子。他几乎绝了迹。这当儿，我又突然暗暗地恨凌家那小子。凌家那小子后来疯了。据说，他父亲的历史上也那么了一点。
白皮肤的“两角三”偶然才见到，他似乎变得更白了。终于，作为独苗的他突然离家远远的，独自去了内蒙古。听说，离家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样东西――一床破旧的棉被。在内蒙，一呆就是两年。两年后回上海的时候他带回了三样东西――一把有刀鞘的匕首，一双镶有珠宝的皮靴，一个绝顶漂亮的女人。“两角三”几乎成了这条路上的传奇人物。那把匕首在小圈子里亮进亮出，那咯咯咯的皮靴声在弄堂里响进响出，那漂亮的女人被他带进带出。“两角三”变了，变得老成了许多。他不再恶作剧了，不再东家窜西家走了。偶然，他看见我，还会向我露出友善的微笑。两个月后，他带着他的三样东西走了。又两个月，来了份电报，要他姐姐和姐夫速赴内蒙。他姐夫去了。又两个星期，他姐夫从内蒙返回，捧回一只白木广漆的骨灰盒。梁国良是为什么死的，他家闭口不谈。有人说，他是为那把匕首死的，有人不同意，说是为那双靴子死的。而有人猜测，他是为那个女人死的……
哦，梁国良死了。这么强壮的美男子也会死。有时，在月亮光下，看着自己单薄的、歪歪斜斜的身影，总会想起梁国良。你看他那身肌肉，看看他的体魄，怎么会死呢？我似乎不能明白。
由于淤血化脓，外加并发伤寒，小腿的伤累及了胫骨――胫骨出现了窟窿。专家请来了。会诊的结果，要据小腿，说：小腿不锯，会影响我的生命。
母亲跟医生吵。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，一直吵到我的床脚后。
“不，不能锯，你们做做好事，无论如何不能锯。没有腿，叫他以后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，怎样……我不能养他一辈子！”医生的话，我忘了，总之，怪她不讲道理，不懂规矩。道理，规矩，她比他们懂。
她要保留她儿子的小腿，这就是最明白的道理。她不愿她的儿子在九岁就把小腿留在手术台上，这就是做人的规矩。
当时，我却只是感到难为情。自己的母亲在这个白色的、宁静的、神圣的病房里哇啦哇啦，是件不体面的事。母亲大吵的时候。我总要去瞄床对面那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眉清目秀的女孩子。据说，她的祖父或外公是这个大医院的什么长。她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祖父或外公，她那位把头发一根一根往脑后粘的父亲，还有她那个有着几丝白发还穿跳舞裙的妈妈，他们讲话都是轻幽幽的。
就那样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成了僵局。医生既不给我锯腿，也不给我治疗。“当时，母亲一定知道，这样拖延对他儿子的生命意味着什么。她将担负怎样的良心重责，她将承受怎样的舆论高压。当然，母亲是深明大义的，她的坚持是正确的。在一条腿和一个生命之间，她宁可选择一条腿，因为她知道，人的嘴要用自己的四肢来维持。至今，我深深感谢她。我想，如果我失去肢体，我宁可失去生命……
我感到情况严重了。浑身发烧，小腿肿胀，疼痛难忍。我迷迷糊糊，讲起了糊话――我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别说割去一条腿，就是割去两条腿，我也情愿，人，反正要死的……“妈妈，”我喊，“由他们去吧，我难受死了……”我用头去撞白色的铁床架，我看见床对面的女孩睁着恐怖的眸子在注视我，便略略收敛了些，把头颅往床架上顶。
痛没有减轻，难受依然难受。母亲的眉心紧蹙着，眼里噙着泪花……
她抱紧我的头，可是被我挣脱了。我把头颅狠命往床架铁管的空当里塞……铁管发出了可怕的吱吱声。我希望自己的脑壳即刻破裂：“妈妈呵，你救我……
我后悔，我不该吃那三分钱一只的西瓜。成年后，当我初步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时，我总想：大脚趾的伤口感染、小腿的血肿，再加井泥和西瓜，是造成这次悲剧的祸首。 :P :o :o :( :( :( :o :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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