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是容易的（3）―― 一部很好的小说
死是容易的（3） ――作者:阮海彪那天，去看什么飞机。由于脚板上翘，小腿受力，引起了肌肉血肿。当夜，瞒着母亲早早睡了。第二天起床，脚趾的血止了，而小腿肿得象皮球，不能踩地。母亲又叹气了，要我整天躺着。那时。我没料到会严重到这种地步。母亲上班去后，我就偷偷起床。站在门口看一眼街景也好呀。母亲下班回家，见那脚还不退，就断定我得了“热毒”。大伏天，毒日头下到处跑，能不得热毒？她的一个长辈，就患有“流火”之类的脚病。中国到底有数千年的历史。那古老的传统医道。不知救过多少人的命，使多少人从病患中解脱出来。母亲对老祖宗传下的东西是相信的，但不象父亲那样狂热。这也许即是今天所谓的文化积淀。就这样，她让哥哥去对面“九间楼”挑井泥。她要用冰冷的井泥来治疗我的“热毒”。
“九间楼”有一口古井，说是明代的。井栏由汉白玉做成，很低，不大，象一只大号脸盆。井台是用竖起的瓦片铺的，瓦片铺得很精致，密密的，还有些什么图案，经年累月，染上了青绿的答藓。井旁有个土堆，上面种一株夹竹桃，矮而粗壮，三月里，片片花瓣把井里的水映得红橙橙的。那井、很深很深，以致那只破旧的木桶系上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。这古井里的井泥，是远近闻名的。腮腺炎（大嘴巴）流行的季节，经常能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，手里握着特别长特别长的晾衣竹竿，极费力地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，经过大大小小的门框，前来挑井泥。过去，“九间楼”的居民是慷慨的，现在，就不那么大方了。别说是陌生人，就是关系一般的同街邻居，也轻易得不到井泥。
见有人提着竹竿走来，就挡在大门口说：“井臭了，不能用。”或称“把井水搅浑了，人家怎么喝！”其实，那井水既不臭，他们也不喝。
他们只是还没有研究制定出一个井泥收费的办法。
哥哥的任务是艰巨的。那年，他十五岁，个子并不高。我躺在床上，想象着他掏井泥的情景：趴在汉白玉井栏上，用竹竿慢慢地插到井底。竹竿早被割去了节疤，留出一个个凹陷。他用双手握住软软的、细细的竹梢，颇吃力地摇动沉重的竹竿，估算沉淀的井泥是否已经嵌入了凹陷中。不久，竹竿滚动着水珠被提了起来。他用手指去抠竹孔里的那团稀稀的、发黑而微熏的泥糊，然后极珍贵地把它刮在瓷碗里。
这样，一点点地直至装满一小碗。
母亲要哥哥每天必须抠满两小碗，否则，不许吃饭。哥哥体谅母亲，再说，我腿上那日益膨胀的肿块，他也看不下去。这工作需要耐心，开始，他很乐意。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伸入清冽的深深的井里，本身很有趣。但是玩久后，他就不耐烦，端回家的黑糊糊越来越少，而需要量却越来越大。因为，井泥数天敷下来，我的小腿透明发亮，似乎能看见鼓囊囊的液体。它不见凉，反而更烫，而且，还隐隐作痛。
我应该去医院。我知道，那不是什么“热毒”，而是在出血。但是，我没有说出口。母亲仍热衷于井泥疗法，甚至还去挑来一大桶井水，要我把整条腿浸在冰冷的井水里。钻心地痛，也钻心地冷，那痛和冷交织着，味道不好尝。
井泥疗法，属于“外科”。它不见效，母亲只好求助于“内科”。
“内科”就是吃西瓜。那时，正值西瓜上市。隔壁南货店在挑灯叫卖。
于家伯伯作古不久，附近的小捣蛋几乎不约而同开始和“阿胡子”捣蛋了。他们有时把店里放在墙角边的排门板悄悄拿去一块。等到夜里南货店打烊，店门关不了，只好等中心店派人来值夜班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有一个好小囡劝“阿胡子”去找找。“阿胡子”去找，什么阴暗角落都找遍了，最后才在五十公尺远的厕所里找到那门板。有时候，十几个小捣蛋排成一圈，围住南货店，挡住那些敢于进店堂买东西的顾客……“阿胡子”终于被调走了。后来，领导上调来一个老头。那老头，门牙突出，而且特别黄，牙缝常渗血。一盏昏黄的二十五支光电灯泡，拖着老长的线。吊在一根扎在凳脚上的竹竿顶端。灯下。两块门板上，放一只玻璃架子，那架子里放西瓜。牙龈炎伯伯卖西瓜想必至多是半路出家。他捡出的西瓜，大多半生不熟。那时候，是一色的平湖瓜，每只都有八九斤重。一刀下来，卖不掉，就放进那只玻璃架里。买西瓜的人越多，那玻璃架里的西瓜就越多。牙龈炎伯伯用不太嘹亮的嗓音唱流行的卖瓜歌：“……西瓜要卖煞勒哩甜个嘞！”
但是那歌从他嘴里唱出总不大对劲，那“煞勒哩”听起来好象是“杀癞痢”，而且劲道又用过了头，恶狠狠的。
玻璃架里的西瓜装满后，围观的人也多了起来。大家冒着一身臭汗，等候着处理那半生不熟的西瓜。见好瓜没有生意，牙龈炎就开始拍卖生西瓜了：“五角”，“三角”，“二角”，“一角”――大家可能是商量好的，谁也不动心。于是，一只只偌大的西瓜，只好“三分、两分”贱卖了。
几乎每天，母亲总能化七八分钱，捧回两三只大西瓜。一只瓜给我的姐妹们分，另一只则由我一人独享。即使我刚喝完稀粥，母亲还硬要我吃下那只足有七八斤重的西瓜。她说：吃，你多吃点，吃完，多小便，让“热毒”从小便里冲出去……
说实话，我宁可喝白开水，也不愿吃这种红不红、白不白的也算西瓜的瓜。不过，为了那日益红肿的小腿，我只好拼命吃，撑开肚皮吃，吃得肚皮微微发痛。
后来，我拒绝吃西瓜了。这么多西瓜，我怎么吃得下。善良的牙龈炎伯伯知道了我的“热毒”。即使在大白天，他也让我家里人去拿西瓜：半生半熟的，只生不熟的，甚至倒瓤变质的……这时候，我的小腿肿胀加剧了，而且还发烧，每天四十度。看来熬不过了，母亲狠狠心，喊来一辆三轮车，把我送进了医院。
母亲终于胜利了。医生重新开始对我作治疗：先用500cc的注射器，每天早夜两次抽小腿里的脓水。每次，他们总能抽出几大管。黄黄的、稠稠的脓水象炼乳，而我那小腿象一头产奶率极高的奶牛的乳房。看来注射器也对付不了那只乳房。于是便开刀引流。
在那时看，手术室很大，空荡荡的，净是些亮锃锃的铁家伙：铁床、铁椅，铁盘子。我害怕了。我不愿意开刀，宁可锯小腿！出于无奈，我喊了声妈妈――以前，即使在最害怕的时候，我也不喊“妈妈”。
我认为，男孩子是不能随随便使喊“妈妈”的。可是那天，我喊了，声音是嘶哑、恐怖的，而且微微颤抖。那喊声在母亲和大姐听来，可能极为伤心。她们都流泪了。后来，我知道，他们是应该流眼泪的。
医生曾经对她们说过：我完全有可能由于失血过多，死在手术台上――那病是动不得刀的。要动刀，就必须准备足够的血浆。母亲由于钱的缘故没有为我准备。在那时那刻她一定后悔莫及。医院还让她在一张什么纸上签了个名。母亲不识字，更不会写。要她用手写字，在她看来一定是性命交关的。她哭了，是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的。
我睡上了手术台。外面正是个“知了”鼓噪的暑热天。那一声声“知了”、“知了”，在我听来是一句句的“死了”、“死了”。那声音一阵阵的象海浪，一层滚过，又一层层滚来。我想起被关在手术室门外的母亲，突然觉得心里难过。我有话要对母亲说，有许多许多的话……
一位戴大口罩的男医生不许我说话。他的口气是严肃的。他拿来一只小碗似的东西，碗里好象放着些什么，被白纱布包着，我看不见。
他把那只“碗”扣在我嘴上。顷刻，我闻到一股强烈而呛鼻的气味。
我挣扎，用手推开它。我喊叫……我觉得他们在搞谋杀。“你觉得难闻，就大口往外吹气，对，大口吹，用劲吹……”我上当了，因为我越往外吹气，吸进的东西就越多。在几秒钟内，我死了。
太阳，一轮初升的朝阳，红彤彤、圆滚滚的，悬挂在我的额上。
但它又不象太阳，不那样炽热。是蛋黄――一枚被敲碎蛋壳盛在白瓷碗里的鸡蛋黄，吊挂在我的眼皮上。可它不是蛋黄，它比蛋黄更圆、更红。是冷却了的缩小了的太阳。是加过温的放大过的蛋黄……它就在我眼睛的上方。远处，隐约似有生命在唱歌。歌词我听不清，歌声也不具体。究竟是什么？究竟有没有？我努力想弄明自。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，我总在想。
为了少化钱，我的小腿被吊了起来。想出这种简易而又可行的止血法的，一定是个绝顶聪敏的人。直至现在，他仍然赢得我无限崇敬。
那小腿虽然被吊了起来，但是血依然从白纱布里渗出。雪白的绷带，染上了一朵朵血红的牡丹。花瓣是紫色的，而花蕊是鲜红的。我的小腿被装进一个凹槽里。脚后跟的嫩皮对着态度生硬的硬木板，那种火辣辣的痛，犹如放在电炉上慢慢的烤猪蹄似地烤，直至现在，只要一想起来，我的脚后跟就有条件反射。
我被吊了三个月。我嚎叫，求饶，喊漂亮的阿姨（护士），伟大的医生，聪敏的工务员叔叔。总之，乱七八糟，以前学过的“称谓”，随便搭配上学过的形容词，都拿来活用。每当我喊叫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总有个上了年纪的护士，探进半爿脸，露出半顶护士帽――她不敢进来。怕传染，对我冷冷的。语气平稳的、但针对性极强地叨叨――“自作自受”、“自讨苦吃”、“自该死”，还有许多“自”字当头的词句。现在我在写文章时，所以养成了不滥用成语的好习惯，大概得感谢这位语言大师。
半年后，我带着小腿上三块难看的疤痕，拖着再也提不起来的左脚板回家。母亲不准我常去“九间楼”，她怕我闯祸，那里“动刀动枪”的人多，武腔得很。但白天她要去上班，夜里，家中需要缝缝补补、洗洗刷刷的东西又这样的多，她哪里管得住我。我爱去“九间楼”，是因为那里能人多，我自幼有学习英雄的强烈愿望。在“九间楼”众多的能人中，我最佩服罗夫和罗宾――凭这名字便可知给他们取名的父亲是如何不同凡响――的父亲。
他的名字也奇，与当时正蒙难的罗氏大将只差一字。尽管这样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应该作些兔死狐悲、夹紧尾巴做人的表示。他身高一米七九，喜欢双手插裤袋，站在“九间楼”前的青石板上。他总是穿一条肥大的，镶有暗红嵌线的警裤。裤腰随随便便、松松垮垮地系着，终年蹬一双锃亮的老方头牛皮皮鞋，那是公家发的。他是一名警察，但在哪个部门工作，谁也不知道。他虽然干那一行，却从不见他穿制服。他爱穿便服，服饰在当时要算是很精美的，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时髦。他相貌英武，微凹的眼窝，鹰钩鼻，方方厚厚的下巴中间有个“心”字型的凹陷，还有一脸络腮胡子。他说话嗓音纯厚，悦耳，响亮，有股浓浓的鼻音。他每讲完一句话，总喜欢噘起下嘴唇，紧紧抿住上嘴唇，这动作有异样的魅力。歌，他唱得很好。据说，有一次他在千人大会上表演过独唱。公开场合，他总是唱：“……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茫茫……”而其它一些当时允许唱并且提倡唱的歌，他一概不唱。原因呢，我听他儿子说：“那些歌，不配唱……没有力道。”在私下场合，在他自己家里，甚至在他家那个小天井里，他便会旁若无人地大唱特唱《乌苏里船歌》、《克拉玛伊之歌》在当时，唱这些歌是需要有些胆量的。我至今还记得的一句残缺不全的歌，就是从他那儿听来，潜移默化印在脑子里的。“……你要问那阿娜尔罕长得怎么样呢，哎哟，那黑眼睛、长眉毛、人高大，哎哟那可爱的阿娜尔罕，就象一朵美丽的鲜花……”末尾，还要来句“的、的、的蓬嚓”。就这首歌。几乎风靡了“九间楼”附近的几条马路。年长我几岁的小男人，吃过夜饭，就拉开喉咙大声唱，等唱到那句尾声，“的、的、的蓬嚓”时，就来个众声合唱――可惜，那首歌，在他们嘴里唱走了样子。他们唱不好它。他们没有他那样的麻荔枝般的喉节。
朦朦胧胧的，也不知何年何月，这位“阿娜尔罕”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尤其在那漫长而又寂寞的病榻生涯中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一直陪伴着我。有时候，我总隐隐约约觉得，我将来的妻子，一定是位黑眼睛、长眉毛、又高又大的女人。
“外国人”，即罗氏兄弟的父亲，几乎成为一群大小孩崇拜的偶像。而他也确实够他们崇拜。凡是值得玩几下的东西，他无所不精，无所不能，无不出人头地。放鹞子，放入放“瓦片鹞”，他放“人鹞”
；别人放人鹞“，他放又长又漂亮的”蜈蚣鹞“。斗蟋蟀，他更是堪称专家，不论哪种蟋蟀给他评定，他总会找出贴切的名称：”黑头“、‘铁头”、“青板三色”、“蓝衣白条”。他家有许多蟋蝉盆，靠大衣橱、顺墙脚一溜排着，雪青青的，一律色的“天落盖”。每只盖上，统一有叶型的黄铜片。他那养蟋蟀的工具，数量之多，规格之全，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名气。当时，我就怀疑这些东西的来路。他父母传给他的？自制的？那时候“四旧”已经扫过好几回了，要觅这些宝贝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。不知怎的，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不太喜欢。
我记得，在中学时代，我养过一条金鱼。刚买回它的时候，它是金灿灿、胖乎乎的。养了半年，我突然发现它变成白沓沓、精精瘦了。我心里难过，好象很对不起它。难过之后，我还为自己找到了理由：在那半年里，我进了四次医院，有一次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它没有被饿死，已经要算它命大了。后来，我便把它送给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唯群。唯群不要，因为他养的都是珍品：红高头。我苦苦哀求，唯群才勉强同意。但事后，他从不提起我那可怜的它。我也不去问他，我怕听到不幸的消息：它早被唯群扔了！
“外国人”是警察，他养蟋蟀，在当时的我看来，总有点不伦不类。但，那年风行毛主席像章，他一下子又成了这方面的权威，也把我对他的那点芝麻绿豆的怀疑，一下子吹得烟消云散。什么像章他都有：最小的一枚只有葵花籽壳那么大；最大的，有语录本那么大。那些东西在当时是很珍贵的。一种最最普通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“为人民服务”，据说刚上市可以换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只要“外国人”有空，他总是在胸前别着至少两枚，双手反剪在背后，挺起胸脯，站在那块青石板上，用那犀利发亮的凹眼，来回打量那些过路的人。过路的行人，也向他行“注日礼”，紧盯着他的胸部，直至头颈发酸。不过，这种清闲时刻是很难得的，没几分钟，他的周围便会出现一群小男人，还外加几个大姑娘。于是，他便说：到某某日，他再让大家见识一下某某样的像章……
“外国人”的嗓音浑厚，悦耳，又很会说话，一句句妙语联珠，很少停顿。而且话题天天翻新，每次有令人激动的内容。看见他，我脑子里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李铁梅的一句唱词：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”
盛极而衰，而我又是最早从他身上察觉到这一点的人。
几乎天天黄昏，只要他那只柳条藤椅往马路上一摆，附近三十米内正在喝粥吃饭的小男人，就会不约而同加快咽喉部的运动速度，他们怕占不到好位置。大家都爱听他的故事。故事精彩且不说，什么“包公断乌盒”，“长辫子张青”，“上海白癫痢和山东马永贞”…
…他说得也道地，嗓音道地，表情道地，兴来时还能拉出几个京剧武生的功架，把见识不多的少男少女们弄得眼花缭乱，似痴如醉。他说到那条神鞭似的长辫在张青头上挥舞，嘴里“呜呜呜”地作着风响，双手把那折扇抡圈摆动，真是高手。不过，我不喜欢他太入神了。因为，这样会使人胆战心惊。当他说到：“屋顶上格楞楞一阵响，腾的，飞来一条白影。那白影被白布严严密密包着，只露出两只鸭蛋大的眼睛，一步一步向前逼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那双凹眼就会闪出凶光，紧紧盯住你，一步一步朝你逼来。这时候，胆小的，总会“哇”的大叫一声，跳起直往家门冲去。因此，选择听故事的位置很有讲究：坐得太远，怕听不清楚，坐得太近，怕他进入角色，用眼睛的凶光吓你、逼你，甚至偶然还会吃到一两支“飞镖”，或者尝尝“鬼头大刀”的滋味。有一次，大头一连吃了五支“飞镖”，一次击中门面上，鼻梁都肿了。不过，这也怪他自己不好。因为大头一被带进书情，他的手就会停止不动，忘记“工作”。此刻，“外国人”那双长满又粗又黑的长毛的腿正搁在大头的腿上。那大头常常要扮演“债务奴隶”的角色：为他搓脚丫。“外国人”的那双脚，我在五步之外看见都会恶心和害怕。大脚趾甲又厚又黄，象只田螺壳，小脚趾几乎没有，缩进了脚板里，而且满脚都是粉屑屑的老皮疙瘩……让这样一双脚，搁在自己的大腿上，而且还要你不时伸出用来吃粢饭和抓油条的手指往那缝缝里搓，啧啧，我真为大头感到委屈。不过，他不搓，又怎么行呢？
因为大头那时的身份，只怕坐加座也不够格，现在让他坐前排，当然要来点“勤工俭学”。有时候，在头的手势稍为有点散懒，他就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。“外国人”的脸和嘴就是灵敏度极高的监视反应仪。
你看，大头的手势慢了，甚至停了，就是故事讲到最关键之处，“外国人”的嘴巴也会立即不动。人们便知道，大头在偷懒。于是，一片吆喝，甚至一记头拓，使大头又开动了机器。这当儿，总有人充当张龙赵虎的角色……
那年，我的小腿刚开过刀，伤疤还没长好。我不敢到处跑，吃过晚饭，见人们把“外国人”围停当了，我才端只凳子坐在外圈，侧转头，伸长耳，静静地听。说实话，这样听故事很吃力，有时风向不好，传来的是只字片语。不过，不要紧，那些中断的空白，可以被我那很出色的想象所补充。因此，这种远距离的传真，对我还是适应的。有一次，天闷热，没有一丝风，我把小凳子稍稍向他们靠近了些。我的动作，早被“外国人”察觉了。他正在讲曹操与袁绍打仗。曹操大败，卷军从许昌出逃。这时，他讲到：“一路上，悲啼千里，哭声遍野――”便朝我瞥了一眼。我敏感，他的眼色里有一丝鄙夷的神色。果然，他说了：“其实，曹操人称盖世奸雄，依我看，他还是妇人之勇，甚至狗屁不通。你看看，那些老弱病残，要他们干什么，还不如统统给我杀了！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，争夺天下……接着，他便借题发挥，讲起我们的民族。他说，我们之所以落后，就因为人多，不但人多还要保护残废人。古希腊斯巴达克人，就不对残废人怜恤，老弱病残，统统要杀死。说到这里，他不断用眼光逼我。我吓得忙低下头，不敢扭动身子。果然，他对我点名了。他说，比如说象我这种病，在斯巴达克人中就不会存在，因为他们那里，男孩子不满月，就要割”包皮“，包皮一割，流血不止的，就要被杀死……听到这里，我满脸通红心跳不止。那时候。我还不知道”包皮“为何物，我所以脸红心跳，是因为他太残酷了。他要杀人，要杀我，哼！就在他津津乐道大讲”
包皮“为何物的时候，我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听他的故事。
我开始对“外国人”产生了敌意和仇恨。不过，要理由十足地恨一个人，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正象我们现在评先进，总要摆上几条先进事例，那时我恨他，也要有几条供我恨的理由和事例，这样，恨起来才会理直气壮，恨得深且透。他那现在我想来有点叔本华和尼采色彩的理论，在那时，我认为还不可作为恨他的理由。因为，那是他随随便使说的，再说，他也不会真的要杀我这样的人。于是，我开始关心起他的一切。他的一切，在当时的我看来确实是很伟大的，是无可挑剔的。因此，有一段时候，我是很伤心的。后来，我终于发现了，他在午饭后，总喜欢穿着短裤随随便便乱睡，而且，每次，我总发现他在熟睡的时候，把手伸进裤裆里……于是，我断定他是个下流坯。
我高兴了，再也不为听不到那些很精彩的故事难过了，还有了种不屑与他为伍的自傲感……
六年前，当我被那日益严重的疾病弄得心灰意懒，几乎想轻生的时候，传来了他死亡的消息。在上分钟里，我的心绪立即进入到一种经常出现的空旷而深邃的境界里。我想，可以活，就尽量活下去吧。 待续 :( :( :( :) :) :) :o 这样子感人的文章我感觉不应该贴在这个灌水乐园。
看似平淡，却包含了深刻的寓意，很值得一看。
请问生命之重：您是否愿意把这个连载放在“多彩人生”这个板块继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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